时下，又有一部份人在唱红歌，更有甚者，重庆与江西还争着要办红歌会。

从重庆的薄书记在重庆带头唱红歌开始，好像大有漫延之势。

其实，唱红歌的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哪个年代，只能是说明中国现时的文艺之贫乏，譬如：现在的所谓流行歌曲，并不适合哪个年代的那一代人唱，而且现在也没几首好的歌曲，那么，现在当那个年代的人应该唱什么歌呢？他们总不能没有一个开心的时候吧，因为他们是从哪个年代过来的，所以，自然就只有唱红歌了，这么大一把年龄了，总不能同年轻人一样哼什么流行歌曲吧。还有少数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由于现时贪官太多，社会风气不好，总以为哪时是个什么公平的时代，这只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而已，只要捅穿了这层纸，就什么都会看穿了。

那么，果真有像红歌里哪样的事实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唱的与实行的吧！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果真地位高吗。一九六0年，全国出现大范围饿死人的现象，农民要外出要饭，看了下面一段记录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农民的地位了。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只许农民就地饿死，不许出村。民兵巡逻站岗，像看集中营那样看住农民。在旧社会，遇有荒年灾月，农民扶老携幼“下关东”，到富庶的地方移民，到城市要饭，人挪活，树挪死，多数能活下来。。这条路一堵死，大大加剧了灾情。这是第一个损招。中央文件一下达，全国都大抓起“盲流”了。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教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这样我就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押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我们大队原有5000多人口，现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毛泽东在知道了全国严重缺粮的情况后，他的指导思想是：保住城市，牺牲农村，1959年7月5日，他在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再看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